刘野凭借调色板上鲜艳夺目的三原色和完美无瑕的几何构图，带给全球观众深切的感官享受，使他跃上国际艺术舞台的最前线。画布上那活泼鲜艳的色彩，天真烂漫的气息，时刻牵动着成年人的情绪。尽管属于文化大革命下成长的新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但他那独特的审美和创作模式仍特立于主流的艺术运动。他专注于构图和绘画语言的纯粹性，避免在作品中直接渗透政治元素，坚持「艺术不是武器」。他说：「艺术本身的功能，对于我来讲，我不想把它赋予政治批判的色彩，这是我比较有意识避免的。」相反，刘野的创作植根于严谨的工业设计学术背景中，作品融合了古典主义，形式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创造出宁静而紧张的场景。

刘野在欧洲度过了他早期的职业生涯，对西方艺术有着一份执挚的情义结，而影响他最深远的是荷兰画家维梅尔(Vermeer)及抽象派画家蒙德里安(Mondrian)。刘野形容他工业设计的学习背景为「严格控制的激情」，那系统性的严谨结构和创作激情同样体验在两位杰出的荷兰艺术家身上。刘野欣赏维米尔夸张而富戏剧效果的明暗对比，故从刘野的画作中，我们亦可看到维米尔细腻柔和、一丝不苟的绘画风格。刘野说：「维米尔那种永恒性的美，是不可言说的。我觉得维米尔到了一种天上的境界了，是一种安静的感觉，超脱的感觉。」刘野画面上明艳的色彩和光源，让画中人物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感觉是多么的宁静，多么的安详。刘野明确地突出重点，画中的情绪和感觉都从他的油画中穿透出来。

除了对光和影的探索，蒙德里安那纵横交错的结构，对刘野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蒙德里安纯粹的色彩应用与几何抽象，贯穿在刘野的作品中。他说：「纯红、纯黄、纯蓝，以及把蒙德里安的作品作为符号出现在我的场景中，这些都是我在某一段时间创作中对一个符号的应用。」刘野的具象绘画，以明亮的原色为基础，以极简的手法绘画而成，透视出蒙德里安冷静克制和优雅简洁的结构。刘野对蒙德里安的欣赏，不局限于对原色和结构的沿用，蒙德里安广为人知的作品，更被归并入他的创作中。蒙德里安的作品常在刘野的画面中重现，时常被悬挂在画中的外墙或画廊内，有时只能通过一扇窗口瞥见。刘野多方面使用蒙德里安的表现手法，更在画中渗透其创作，无疑是对他致敬的表现。刘野采用西方美学元素，从西方艺术中引用部份名作，让自己进入其偶像的创作世界。

除了欧洲艺术家的直接影响，刘野的艺术风格乃建基于儿童的人物形象。刘野的父亲是文革期间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鼓励刘野阅读，无形中使他沉醉于这些故事的幻想世界中。回顾童年时的纯真回忆，刘野故意以儿童形象作为导管，突显那份纯洁的情感。倘大的头部配以细小的身躯，刘野笔下的儿童有着卡通人物的天真外表。这些孩子无论以单独或群体形式出现，都浑身散发着孤独感，此情绪比他们的外形更为成熟。刘野说：「可能每个艺术家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内心表达的形象。比如岳敏君的笑脸，周铁海的骆驼。对我来说，就是这些小人儿。」刘野以小孩子作为他的象征意义的重心，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一个以孩子们为中心的世界，吸引观众进入他们的感知世界。刘野为纯朴的小主角涂上明亮的原色，配以刻板僵化的背境和简洁的线条以营造宽敞的空间感。那对比度高的光线和阴影，把这些孩子置身在戏剧般的幻想世界中，与场景结合，进一步突显出艺术家的审美角度和强烈的情感。

以三件为一组，《红、黄、蓝》是艺术家在拍卖场上极为罕见的创作。戏剧般的灯光、艺术名作、垂直交叉的构图呈现了刘野典型的创作模式。受儿童故事书插图所启发，每件作品都道出一个故事，结合时诉说一个更为复杂的情节。《红》的背景为蒙德里安于1941年创作的《纽约》和1941-1942年创作的《纽约市》。小女孩侧身站立于其中一幅画前，幼长的线条突出了广阔的空间，使注意力集中在那没有眼晴的小女孩身上。小女孩笔挺地站立着，肩膀平放，手持小刀，调成水平角度。光线把小女孩的影子投射在地板上，狭长的影子进一步扩展画中的水平线。观众的目光首先被吸引在广阔的画布上，继而落在女孩身上，并跟随小女孩的视线进入下一个小插曲。《黄》的背景是蒙德里安创作于1936年的《红色的构图》及《白、蓝、黄构图C》。小女孩侧身站着，提起臂膀，似作指责前方之势。在《蓝》画中，那相同发型的小女孩把视线移开，在严肃的天蓝色的背境中沉思。她站立在蒙德里安于1921年创作的《构图2号》前，为漆黑的墙壁添加了点缀。画作中那灿烂的黄色矩形份外突出，与四周黑暗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其余两幅画作前后呼应。这三幅作品形成了无形的延伸，广阔的空间加强了女孩的孤寂感。《红、黄、蓝》体现了刘野以简约的线条，严谨的构图上投放最真诚而复杂的情感。

刘野以简约的方式，透过孩童的角色把情感隐晦地宣泄。小主角象征年青人的激情，而这份热情感觉却会因人长大而变淡，但刘野着意保留这份青春的情感。正如他所说：「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长大。对我来说，最美丽的时候是和我的家人，我的父亲，母亲和妹妹在一起......我有点害怕成为一个成年人，进入成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