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野憑藉調色板上鮮豔奪目的三原色和完美無瑕的幾何構圖，帶給全球觀眾深切的感官享受，使他躍上國際藝術舞台的最前線。畫布上那活潑鮮豔的色彩，天真爛漫的氣息，時刻牽動著成年人的情緒。儘管屬於文化大革命下成長的新一代中國當代藝術家，但他那獨特的審美和創作模式仍特立於主流的藝術運動。他專注於構圖和繪畫語言的純粹性，避免在作品中直接滲透政治元素，堅持「藝術不是武器」。他說：「藝術本身的功能，對於我來講，我不想把它賦予政治批判的色彩，這是我比較有意識避免的。」相反，劉野的創作植根於嚴謹的工業設計學術背景中，作品融合了古典主義，形式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風格，創造出寧靜而緊張的場景。

劉野在歐洲度過了他早期的職業生涯，對西方藝術有著一份執摯的情義結，而影響他最深遠的是荷蘭畫家維梅爾(Vermeer)及抽象派畫家蒙德里安(Mondrian)。劉野形容他工業設計的學習背景為「嚴格控制的激情」，那系統性的嚴謹結構和創作激情同樣體驗在兩位傑出的荷蘭藝術家身上。劉野欣賞維米爾誇張而富戲劇效果的明暗對比，故從劉野的畫作中，我們亦可看到維米爾細膩柔和、一絲不苟的繪畫風格。劉野說：「維米爾那種永恆性的美，是不可言說的。我覺得維米爾到了一種天上的境界了，是一種安靜的感覺，超脫的感覺。」劉野畫面上明艷的色彩和光源，讓畫中人物都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中，感覺是多麼的寧靜，多麼的安詳。劉野明確地突出重點，畫中的情緒和感覺都從他的油畫中穿透出來。

除了對光和影的探索，蒙德里安那縱橫交錯的結構，對劉野的影響最為直接和深遠，蒙德里安純粹的色彩應用與幾何抽象，貫穿在劉野的作品中。他說：「純紅、純黃、純藍，以及把蒙德里安的作品作為符號出現在我的場景中，這些都是我在某一段時間創作中對一個符號的應用。」劉野的具象繪畫，以明亮的原色為基礎，以極簡的手法繪畫而成，透視出蒙德里安冷靜克制和優雅簡潔的結構。劉野對蒙德里安的欣賞，不局限於對原色和結構的沿用，蒙德里安廣為人知的作品，更被歸併入他的創作中。蒙德里安的作品常在劉野的畫面中重現，時常被懸掛在畫中的外牆或畫廊內，有時只能通過一扇窗口瞥見。劉野多方面使用蒙德里安的表現手法，更在畫中滲透其創作，無疑是對他致敬的表現。劉野採用西方美學元素，從西方藝術中引用部份名作，讓自己進入其偶像的創作世界。

除了歐洲藝術家的直接影響，劉野的藝術風格乃建基於兒童的人物形象。劉野的父親是文革期間一位兒童文學作家，他鼓勵劉野閱讀，無形中使他沉醉於這些故事的幻想世界中。回顧童年時的純真回憶，劉野故意以兒童形象作為導管，突顯那份純潔的情感。倘大的頭部配以細小的身軀，劉野筆下的兒童有著卡通人物的天真外表。這些孩子無論以單獨或群體形式出現，都渾身散發著孤獨感，此情緒比他們的外形更為成熟。劉野說：「可能每個藝術家都在尋找適合自己內心表達的形象。比如岳敏君的笑臉，周鐵海的駱駝。對我來說，就是這些小人兒。」劉野以小孩子作為他的象徵意義的重心，在他的作品中創造一個以孩子們為中心的世界，吸引觀眾進入他們的感知世界。劉野為純樸的小主角塗上明亮的原色，配以刻板僵化的背境和簡潔的線條以營造寬敞的空間感。那對比度高的光線和陰影，把這些孩子置身在戲劇般的幻想世界中，與場景結合，進一步突顯出藝術家的審美角度和強烈的情感。

以三件為一組，《紅、黃、藍》是藝術家在拍賣場上極為罕見的創作。戲劇般的燈光、藝術名作、垂直交叉的構圖呈現了劉野典型的創作模式。受兒童故事書插圖所啟發，每件作品都道出一個故事，結合時訴說一個更為複雜的情節。《紅》的背景為蒙德里安於1941年創作的《紐約》和1941-1942年創作的《紐約市》。小女孩側身站立於其中一幅畫前，幼長的線條突出了廣闊的空間，使注意力集中在那沒有眼晴的小女孩身上。小女孩筆挺地站立著，肩膀平放，手持小刀，調成水平角度。光線把小女孩的影子投射在地板上，狹長的影子進一步擴展畫中的水平線。觀眾的目光首先被吸引在廣闊的畫布上，繼而落在女孩身上，並跟隨小女孩的視線進入下一個小插曲。《黃》的背景是蒙德里安創作於1936年的《紅色的構圖》及《白、藍、黃構圖C》。小女孩側身站著，提起臂膀，似作指責前方之勢。在《藍》畫中，那相同髮型的小女孩把視線移開，在嚴肅的天藍色的背境中沉思。她站立在蒙德里安於1921年創作的《構圖2號》前，為漆黑的牆壁添加了點綴。畫作中那燦爛的黃色矩形份外突出，與四周黑暗的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其餘兩幅畫作前後呼應。這三幅作品形成了無形的延伸，廣闊的空間加強了女孩的孤寂感。《紅、黃、藍》體現了劉野以簡約的線條，嚴謹的構圖上投放最真誠而複雜的情感。

劉野以簡約的方式，透過孩童的角色把情感隱晦地宣泄。小主角象徵年青人的激情，而這份熱情感覺卻會因人長大而變淡，但劉野著意保留這份青春的情感。正如他所說：「有時候，我真的很害怕長大。對我來說，最美麗的時候是和我的家人，我的父親，母親和妹妹在一起......我有點害怕成為一個成年人，進入成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