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承堯透過唐詩的描述而『取法』唐人的繪畫精神，但實際操作上卻採取不師古法、批評今人的立場，在早期的山水畫中，余承堯還會在水流平闊處偶而加上小舟與人物作為點景，但等他自覺已能充分掌握到山水整體的層次和結構，或說他的山水畫中的體量感與層次感已經飽滿到無需靠景點來加以強化的時候，他便摒除了這些非現實的古典情調，取而代之的是閩南式的紅瓦房、山間的梯田，甚至是台北市郊隨處可見的整排整排的白色水泥樓房，這種點景上的改變，一方面使他的山水畫具有眼見為憑的真實感，同時也標示了他在心態上，從近乎全盤的批評古人，到適度或不自覺地借鑑古人，最後再到完全不依傍古人、直接與自然對話的轉變。」

「從第一張畫開始，余承堯就承受著做為一個具備獨創精神的藝術家所必須承擔的風險，他跳過一千年的繪畫史，將自己置於筆墨形式發明和成熟之前的孤絕處，迫使自己成為一個筆墨的發明家與原始詮釋者。余承堯的首要價值不在於使某家某派的筆墨更加精煉，不在於增加一種或數種筆墨形式，而在於矯正暮氣沈沈的傳統水墨畫，並重新體現了一種創作本體的可能性，以他的藝術實踐證明了這一正源心法仍然如游絲般地續存著。」節錄《林銓居，台灣近代水墨大系 余承堯–時潮外的巨擘》，藝術家出版社，台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