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的玩世現實主義藝術風格，自90年代即享譽國內外。他的作品多為畫家自己的自畫像，張著大嘴傻笑，做出各種怪異的動作，表達了一種自嘲、慵懶和百無聊賴的生活狀態。畫面形象處理簡單，色彩豔俗。由於他多年來不斷地重複個人自畫像創作，所以兼有波普和招貼藝術的強烈符號性和簡潔的視覺力量。「他說人在笑的時候最空洞最無情。所以，他重複的畫笑，也是想表現喪失信仰，沒有任何價值支撐的這一代人其精神世界的無聊空虛。笑，毋寧說是一種內心空虛的掩飾，倒不如說就是一種之下真實的釋放。他通過強烈的色彩和誇張的造型重複地描繪一個形象，對觀眾的視覺產生強大的衝擊。」（參閱呂澎編，《中國當代藝術史》）

岳敏君的早期作品並沒有形成明顯的個性化身份特徵，個人的藝術語言正處在一個相對含混的過渡時期，表現物件多是自己周圍的朋友，具有一定的精神追求和不甘平庸的藝術家夥伴。難得的是，岳敏君在這一群人當中，找到共同的東西並在畫面中高度概括地提煉，並將它抽離出來。他不自覺地在畫面中留有時代烙印，「天安門」、「金水橋」、「紅燈籠」、「紅牆」等等，與前景中特寫的人的毫無所謂、無所事事、激動而滑稽的情緒形成鮮明的對比，消解了傳統對於崇高、偉大、輝煌等這些強勢的、控制的形容體會。面對生活中可能遇見的障礙和險阻，人的情緒可以表現為一種愉快的、自信的、甚至沒心沒肺，哪怕險象環生。自我形象的複製和重複，其觀念的背景支撐來自於所謂的現代化工業文明的特徵。人們的現行生活秩序，把商品、建築、宣傳媒介納入一定的格式當中，而人的存在和社會角色賦予，也是被一個時代所規劃好了的，屬於一種機械的重複和荒誕的產物。

從「面孔集中營」到概括性的提煉，岳敏君刪繁就簡，在無意識形態的時代，毅然樹立起自我的形象旗幟。1993年，岳敏君「自我形象」的符號終於真正意義上完整地浮出水面：光鮮的頭型，占了整張臉的二分之一的嘻哈大嘴，因為笑得太厲害，幾乎可以看到滿嘴細小的白牙；顴骨因為笑變得高高突起，眼睛也笑得眯成了一條縫兒。商業廣告般鮮豔的粉色面孔，概括化的五官。圖式誇張直觀，廣告般單純、平面、光豔，具有極強的形式感。這些自由的、獨立的、嘲諷的、快樂的、不加掩飾地、強調自我意識存在的藝術形象一經出現，就排山倒海般湧現。

對於早期「自我形象」藝術家這樣理解：「重要的轉捩點是我的一張畫了一排人物的作品；排隊的形式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極為常見。表現得遵規守矩，然而通常缺乏確信的目標。就這樣，我選擇描繪同樣的人物，同樣的姿勢和特徵，來強調這種行列的愚蠢。以這樣的方式來運用同一形象使得他們具有卡通人物的觀感；嘲諷人性以講述一個特別的故事。我發現這種關於社會現實的故事要比具體人物的經歷更有力量，後者對於觀眾而言是無法識別的。」此幅創作於1994至1995年的《醉人春光》是岳敏君早期作品中深具原創性的佳作，並成為了岳敏君往後藝術創作上，不可抹滅的重要里程碑。

岳敏君的「自我形象」創造是一場諷刺「崇高」的合理性、泯滅「俗常」的不可言說經驗革命的開始，把自己邊緣於尊重和被尊重，教化和被教化的門檻之外，轉變為天馬行空的自我實現，遠離一切所謂的約定俗成。「大笑當然是一種陷阱。」他說，「我想把負面的情緒都隱藏在笑的背後。」藝術評論人冷林對岳敏君的「自我形象」評述說：「『它』有時獨立出現，有時又以集體的面目亮相。『它』開口大笑，緊閉雙眼，動作誇張，但卻充滿自信。『它』總出現在某種場合中。這些場合是可以說是十年來中國文化發展與爭鬥的空間和背景，其中有關於生存狀態的、關於成長歷史的、關於東西方文化關係的、關於男女性別的、關於全球化下的經濟和政治（暴力）事件的。但所有這些場合都在這種『自我形象』 的放大誇張下變成了一場場的遊戲，『我』好像不是成長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而是恰巧出現在這裡。......偶像化的『自我』以一種具體的放大了的形象在全球化的舞臺裡找到了某種類和文化的屬性，這既可以看作是中國藝術家在全球化過程中最初和最直接的自我定位。」

自從締造出自我偶像式圖像，岳敏君對自己不斷地肯定，然後合理地加以否定，逐漸接近成功的探索過程。單個人物形象的複製重組，卡通主題般的呈現，是關於庸眾意識和從眾心理的反諷表露，表現人面對現實困境，內心不自覺生發的麻木、無知、愚蠢、但絕不是惟命是從、任人擺佈。岳敏君借助社會主義宣傳畫和消費主義時代的商業廣告的話語方式，一直尋找人的多種生存、生活體驗，不斷開拓想像空間，從社會時代圖式逐漸到自然圖式，再恢復到人文關係的關注點上，甚至還在宗教哲學的問題上思考前進了一大步。藝術評論人馮博一有過恰好的表述：「他的藝術創作有著一種張揚的敘事理想：放縱想像，沉醉自我，以嘲諷的語調質疑現實的生存，以荒謬的形式突現存在的本質。這使得作品既虛泛又靈動，既荒誕不經又直指現實，既零亂無序又佈局嚴謹。它使得我們的觀看不可能獲得整體上的輕鬆和愉悅，但是，當我們沉浸於每一個看似荒謬的畫面場景，沉浸於每一幅類似於冷嘲、誇張、反諷、戲謔的對話之中，我們又可以非常鮮活地感受到某種人性的乖張，生存的悖謬，以及話語中洋溢出來的創作主體的質疑心態......岳敏君不是單純地抽離或剔除了個人性的痕跡，或簡單地強化了現代化的機械性冷漠，而是將自身的形象反覆地、平面化地呈現在畫面中，意味著人們對永恆、深度模式的追尋所形成的焦慮和失望被幻化成消解式的無深度的膚淺平面。彷彿一切無需選擇、無需確定，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消泯於遊戲和操作之中。新的藝術或許就在這種不確定的形態中產生，它是通過敏感到當代性和順應時代潮流的藝術家以藝術的轉化方式來完成的，他們不僅是對某一文化景觀的觀察者，更成為幫助擴展其可能性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