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 銅佛坐相超過33公分，已屬少見的大尺寸。此件銅製菩薩坐相，尺寸巨大，有55 公分高。鑄造工藝精良。造像風格繼承了明代永樂、宣德宮廷造像之風格，但有部分細微的不同。如天衣飄落在座前，是永樂、宣德之後的變化。蓮座的蓮瓣卷紋，腰帶所掛之瓔珞，雙腿上之衣褶形式均是典型的永樂、宣德時期的風格。而銅臉部泥金的風格則承自元代。 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件類似的十五世紀 轉輪王蓮花手觀音菩薩坐相(圖1)，尺寸 32公分高。另一件可以參考明宣德十年 鎏金銅〈南海觀音〉坐像（圖2），蘇富比香港拍賣，2011年4月8日，Lot 2839，成交價3314萬港幣。此件的造像風格和此件多有類同之處，但工藝細緻程度卻有差別。 就以上兩件菩薩造像不論從造型比例、工藝細緻度上而論，精細程度、體態、手足姿態美感、衣褶線條柔順自然，皆比不上此件拍品。工匠水平顯然不同，此件的細緻程度，和永宣時期的宮廷匠師水平等齊，以巨大之尺寸及工藝精美程度，實是一件難得的明代宮廷佛造像精品。 漢藏風格佛像 漢藏風格的佛像，是藏傳佛教藝術的東漸是中國美術史上的重大事件，“漢藏佛教藝術”風格同樣是中國藝術史上重要的美術思潮和流派：表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藝術樣式和風格來源的多種藝術形式，在中國各民族形成發展的社會文化進程中同樣發生了內容與形式各個方面的交融，形成了新的藝術樣式，豐富了中國多民族的藝術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漢藏佛教藝術風格的形成史就是一部藏傳佛教藝術的發展史！而促成漢藏傳佛教美術融合，如此巨大的轉變，不是民間，而是由宮廷引領，由上行而下效的結果。 北京，這個三朝古都，三朝帝王都對藏傳佛教都有極大的供養，基本上可說是傾一國之力的程度，流傳下來的寺廟、佛像、石刻等應是極為巨大的。可惜，在1900年有太多寺廟連同宮苑被破壞或洗劫，再來文革時期的黑暗時期，有眾多佛像也被佛教徒保護送走，流散到了其他國家及地區。故宮收藏有藏傳佛教造像數萬尊，其主要來源為元、明、清三代的宮廷鑄造及蒙藏等地區的朝貢。這些造像因製作時代及產地的不同而呈現出各異的風格。宮廷藏傳佛教造像的製作始於元而盛於清。元代以降，歷代宮廷均設有專事造像的機構，如元代的梵像提舉司、明代御用監的佛作、清代的造辦處等。 北京自元代以來與藏傳佛教藝術的關係非常密切，元代宮廷貴胄對藏傳佛教的尊崇使得社會僧俗人士對藏傳佛教宗教藝術品的需求急速增長，元代的漢藏政治文化交流又使得藏地藝術創作所需要的材料大為豐富，漢地藝術的建築樣式，雕塑與繪畫的技法在後藏夏魯寺等眾多寺院建築藝術中有完美的體現；藏族聚居區的藝術家借鑒尼泊爾加德滿都河谷紐瓦爾藝術家的造型手段 ，使得西藏的金屬雕鑄工藝水準快速成長，出現了金銅造像的黃金時期，薩迦寺大經堂金銅釋迦牟尼大像，現今供奉在大昭寺的覺臥釋迦牟尼像，乃至此後具有衛藏夏魯風格、丹薩替風格的金銅佛都是這一時期、這一樣式的發展，並對元以來漢地極度衰落的金屬造像乃至整個漢地雕塑起到了推進作用，漢地明永樂、宣德時期所造比例勻稱、形體分明、清秀宜人的藏傳金銅佛造像的興起正是這一風格的自然演進。 明代永樂帝常年駐守北京，似乎對藏傳佛教頗為留意，即位之初即盛邀五世噶瑪巴活佛得銀協巴來南京弘法祈福，西元1421 年遷都北京之後，皇室出於穩定邊疆的政治目的和個人信仰的訴求在西藏推行多封眾建的政策，對西藏僧人屢加恩賞，更加不遺餘力的推崇藏傳佛教。永樂朝以後的百年間的幾位皇帝更是沉溺其間，以致因為朝廷對藏僧封賞無度導致國庫常年虧空，直到明中葉嘉靖皇帝抑佛重道方告一段落。可以說，在整個15世紀之間，藏傳佛教在內地特別是北京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西藏藝術風格也得到了普遍的歡迎和接受。在皇室和內府太監的傾力資助下，在北京城內外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至今仍留下了很多彌足珍貴的歷史遺跡，其中很多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藝術風格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現存較完整的有西山的大覺寺，東城區的智化寺、西直門外的真覺寺金剛寶座塔等。 除京城以外，西北地方明代漢藏佛教藝術的重要遺存為青海樂都瞿曇寺，其中瞿曇殿或許保留了寺院初建時期，即我國美術史上少見的洪武至永樂時期的青綠重彩堆粉瀝金壁畫，如瞿曇殿東西兩壁《十方如來》和《五十三參》；隆國殿高達數米的瀝粉堆金的本尊神壁畫顯示皇家氣象，殿內原先供奉的八大菩薩造像像高1.5米，現今存世的蓮花手菩薩收藏於青海博物館，這件作品顯現出永宣時期金銅佛造像的絢麗。(圖3.) 明代永、宣時期的金銅製佛像在世界佛教文物收藏中，代表的是漢藏式佛教美術的高峰及經典。 早在清軍入關以前，在和碩特蒙古軍隊的支持下，格魯派(黃教)就已挫敗了西藏各個教派和貴族勢力，取得了無可匹敵的絕對優勢，建立了以五世達賴為首的噶丹頗章政權。1652年五世達賴的北京之行。其後清王朝與西藏關係迅速升溫，康熙年間著名的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來到北京尋求政治避難，也得到了清王朝極高的禮遇。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來京為皇帝祝壽標誌著漢藏之間的交流和關係的穩定達到了一個全盛的時期。清朝皇帝一方面以中央王朝的名義尊崇黃教，同時也向蒙藏擺出一種姿態，使得自己不單只是扶助黃教的最高世俗領袖，同時也自稱為文殊菩薩的轉世，賦予自己同達賴班禪同等地位的神格，傾力投入北京的藏傳佛教文化建設，將北京塑造成一個拉薩以外新的藏傳佛教聖地，借此加強北京對於蒙藏地區的向心力，以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地位。因此，清代北京城的藏傳佛教建設又一次進入了繁盛期，留存至今的遺跡也是相對較多的。如永安寺白塔，雍和宮、清淨化城塔、碧雲寺金剛寶座塔、頤和園後山須彌靈境、香山昭廟等。 清代宮廷之佛教造像，大量製造佛像是在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作品上多刻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由宮廷檔案記載可知，乾隆時期宮廷造像是在皇帝本人的嚴格監督下製作的，造像匠師不僅有內地工匠，還有西藏與尼泊爾工匠。技術高超的匠師們在儀軌允許的範圍內充分施展了藝術才華。西藏、蒙古等地進貢的佛像也以清代為最多。西藏地接中亞、印巴次大陸，是多種文化的交匯地。西藏寺廟中保存有印度、尼泊爾古佛像，這些西藏早期佛造像藝術的範本是寺廟中最珍貴的財富，其中一些進貢清宮後亦備受珍視。